是指不与制度或制度性社会实践有必然联系的义务，其内容一般不是由社会安排的规则确定的，但是我们所负有的义务。自然义务具有超历史性，即不论人们隶属于什么社会制度而始终有效。这种义务有两类，一类是积极性的义务，一类是消极性的义务。

元伦理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直觉主义、情感主义以及以规定主义为代表的语言分析阶段。
（1）直觉主义。直觉主义认为，道德的价值不能靠经验或理性的方法来把握，而只能凭直觉来把握。
（2）情感主义。情感主义认为，道德命题是不蕴含知识真假意义的命题，道德语言和道德命题的功能只在于表达情感态度或唤起情感而刺激行动。从直觉主义发展到情感主义，具有元伦理学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艾耶尔和史蒂文森是两位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3）普遍规定主义。黑尔的规定主义深入探讨了道德语言、道德判断、价值词语、道德思维等重要的元伦理学的理论问题，提出了普遍规定主义的道德理论。

道教思想家对于体用的认识亦是强调体用的相即不离。葛洪仙学以“玄道”为根基，重在发明有无的和合。有无的和合在宗教实践中表现为道与人的合一，道之玄妙使得得道之人同样玄妙，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器”的约束而展现出无尽的妙用，从而也表现出一定的体用合一的意义。
成玄英对“玄之又玄”作了新的解释，重在强调本迹、体用的相即不离，认为“道”本微妙，无所谓有无，但忽然间有了作用，也就有了“有无”；而由作用寻其本体，“有无”其实是“非有无”。故体用、有无均非定在，均不常存。那么，探讨有无问题的目的，其实在通过有无之“用”去认识非有非无之“体”，借以突出道体的玄妙，并由此去实现精神的解脱。
如此的“玄道”也可以说就是心体。在司马承祯的哲学中，“大道”与“心体”密切相关。道教的“即体即用”思想除了体用不二的意义外，还有体用不定的内容。体用不定也是为了发明体用不二的。

电子计算机是有现代逻辑学发展带来的物化成果，提供了思维程式化的可能。
人类智能活动分为四类：刺激-反应活动；数学思维；复杂-形式化系统领域；非形式化行为领域。其中前两类非常适于数字计算机模拟。
总的来说，目前计算机使用的成功，还只是扩大了人的智能而不是取代了人的智能。

中世纪经院哲学在利用希腊哲学为神学服务的同时，也继承了它的问题。一些哲学家主张普遍的共相是真正的实在，殊相或个别的东西不过是现象，另一些哲学家则认为个别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存在，共相不过是概念、语词而己，并没有实际存在的意义。前者被称为“唯实论”，后者被称为“唯名论”。
人们通带将唯实论与唯名论之间的争论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唯实论和唯名论都具有比较极端的倾向。例如11世纪时的唯实论者安瑟尔谟就认为共相是先于和离开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经院哲学中期是它的繁荣时期，托马斯•阿奎那主张一种温和的唯实论。在他看来，从认识论来说，感性认识先于理性认识，因而殊相在先，共相在后：从本体论上看，共相在先，殊相在后。经院哲学晚期是唯名论成就卓著的时期，主要代表是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唯名论者强调个体的实在性和独立性，认为个体是真实的存在，共相没有单独的存在，共相不过是存在于理智中的概念或符号，现实中没有与这种符号相应的实在的对象。
经院哲学试图调和理性与信仰，但是在唯实论与唯名论的争论下，不仅动摇了信仰的支柱，亦对理性产生了怀疑，经院哲学由此一蹶不振。

在科学发现中，下意识活动的主要形式是直觉，创造过程达到高潮时产生的特殊体验是灵感。直觉这种思维方式和灵感这种情绪性体验常常相伴随而出现。
相同点或联系：
1.两者都是下意识的活动。
2.直觉是逻辑的飞跃、灵感是心理状态的飞跃。
区别：
1.直觉仍然是一种思维认知，灵感主要一种心理体验。
2.直觉往往把握了最重要的环节或整体的结论。灵感特征是意外性、突发性、不确定性。
3.直觉往往侧重猜想，灵感往往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征兆。

道无为而用不穷。“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作为本体，不但其作用玄妙无形，更重要的是这一作用是无穷无尽的。道是事物作用的不竭源泉和宗主。这在庄子那里，则以“本根”的概念对此做出了新的概括。“本根”既强化了道的本原意义，又突出了其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色彩，而这也正是天道的本性。天地万物都为道或本根所生成并受其制约，但本根作为有无和合的存在又体现于变化的世界之中。

在事物联系和发展问题上，存在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对立。决定论承认事物发展受因果关系、规律性、必然性支配；非决定论否认事物发展中的因果联系、规律性、必然性及其作用。在决定论内部，又分机械决定论和辩证决定论，马哲学坚持辩证决定论，反对非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