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张昌华 　　富有诗人气质的陈寅恪，本是一个纯正的学人。他学问广博、精深，在宗教、史学、语言、人类学、校勘学、文学上的建树颇高，尤以中古史的研究卓尔不群。　　1902年，十三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习梵文、巴黎文，1921年又赴德国，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他留学十多年却没有获得博士学位。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群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曹云祥同意了。　　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台上。异趣所在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包，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的。陈寅恪冬日喜欢穿长袍马褂，因体弱，有时严寒还加上件皮袍。凡引征重要文句或参考书目，他都亲自抄在黑板上。擦黑板本是脏活，学生要代劳，可他一概谢绝。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他上课从不点名，也不小考。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　　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试加试还是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博寡、语汇丰富与否及音韵学、逻辑学。此举虽招致毁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测试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以及“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去做。出于他的声望，北大的学生为不失名师的教诲也来清华园听课。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入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陈寅恪也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言文。”横批是“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这两副对联被传诵一时。　　陈寅恪与王国维私交甚笃。1927年，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在向静安先生遗体告别时，研究院的学生们在先，行的是三鞠躬，而陈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礼。他送挽联，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赋诗言哀。次年，他又应研究院众学生之请为王观堂先生撰写碑铭，于碑文中阐发观堂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曲。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陈寅恪一家在，食品奇缺，没有吃的。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他。军部行文给司令部，司令部派宪兵送去好多袋面粉，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面临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地把他推荐给胡适，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胡适曾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也说过：“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更有人在谈及他的受世之尊之地位时说：“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选自《名人传记》2009年第5期，有删改）。（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