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1.2013年4月14日早晨6时左右，某市发生火灾，大火燃烧近三个小时后被扑灭，最终带走了14条鲜活的生命。在当地媒体充斥着“迅速”、“立即”、“全力以赴”、“细致周密”等溢美之词的官样文章里，只看到当地各级领导的“积极行动”，没有一点儿反思的迹象。
在官方自我总结中，除了对领导的仰望，还凸显了逢灾就树典型的惯性思维，诸如“好的哥背出多个伤员”、“勇保安先报警后救人”这样的内容，都成了这次火灾的“亮点”。而从其他媒体那里，人们却清晰地了解到，救火时消防车未带云梯、起火网吧违规经营等诸多细节。文过饰非的官方表态，忽视了民众的判断能力，损害了自己的公信力。
一旦把官样文章当成推卸责任的“护身符”，原本可以用来改进工作的机会，也被白白浪费了。在官方表述中，受伤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起火酒店的业主和网吧经营者也被依法拘留，当地官员似乎成了整个事件的局外人，甚至还有点像救民于水火的英雄。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政府没有了改进工作的动力，在一阵风似的火灾隐患清查行动过后，这场灾难带来的伤痛，很快就会被遗忘。
资料2.“灾难中的作秀难逃百姓厌恶”、“传播谣言者最可恶”、“新闻理想并不是只有在热闹喧嚣处才能实现”。围绕着四川芦山抗震救灾，不断被“挖掘”出来的感人故事安抚着这片受伤的土地，同时，社会上有关对“灾难关头伦理道德”的议论也颇多。比如，针对有些记者采访影响到正常救灾，有学者发出“谁是灾难报道的主角？这已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和社会道德的严峻拷问”的呼声。在大灾大难面前，任何一个人超越各自“底线”，故意作秀或是逢场作戏都会招来质疑和嘲讽。
芦山地震发生后，国内一些媒体记者被批影响到救灾行动和灾后秩序恢复。比如，个别记者为拍一张照片，就要求救援人员暂停搬运伤员。还有的人反复采访遭遇不幸的人。在地震灾区采访期间，有些记者因为常把只喝了一点的矿泉水随手扔掉而一再被人提醒，希望他们不要浪费这些宝贵的物资。《环球时报》赴地震灾区记者在一中学看到，当心理医生正准备给学生上心理辅导课时，数十名记者一拥而上，将老师围住，接着又有大批摄影记者对着老师和学生不断拍照。一个女学生很不高兴地起身对老师说：“因为有很多记者过来后不停拍照问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静下来!”
资料3.美国记者素以新闻敏感性强、抢新闻不顾性命著称，2011年“艾琳”飓风来袭时，曾有记者现场直播时几乎被狂风刮走。但美国媒体一般不会把镜头对准衣冠不整的路人、惊慌失措的围观者，或血肉模糊的伤者及死者。同样，在突发性事件、灾情发生时，记者对官方发言人围追堵截，但对普通人的追问相对少一些。上世纪80年代，记者在雪灾、风灾中对受灾者“面对面”的追问直播引起民众不满。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1996年9月推出记者职业伦理规范，要求记者“时刻保持对可能因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者的同情”，对儿童采访以及刊登悲伤者图文信息时应特别小心等，避免提问、尽量拍摄背影等约定俗成的“灾难报道规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人们不仅关注媒体人在报道天灾人祸时的职业操守，也会衡量政治人物、各类官员和明星的表现。英国遇到的自然灾害相对很少，这让总是卷入战争的英国人津津乐道元首临危不乱的典故。二战期间，英王乔治六世夫妇成为英国人抵抗德军的精神支柱，面对德军轰炸，王后坚决不愿离开伦敦，并说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孩子们不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离开，我不能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离开，而国王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离开。”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备未必无患，但无备必有大患。在当前中国转型的背景下，各种风险、灾害和公共危机纠缠复杂，对各级政府能否正确应对和及时处置提出严峻挑战，这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灾害的损失却可以降低。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关键是防患于未然。在这其中，政府尤其“责任重于泰山”。一个负责型政府，当然有责任保证城市的安全，保障市民生活的安全。在“5·12”地震之后，全社会对灾害防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就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防灾基础设施建设，以身作则引导社会的关注和努力，政府责无旁贷。

根据“资料1～3”，指出防灾减灾的过程中，影响媒体和政府公信力的因素。
要求：全面、简明，条理清晰。不超过2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