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列文字,然后按要求回答问题。 虽然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但是由于弟子众多,领悟能力差异较大,因此在孔子去世以后,儒家内部开始分化。《韩非子·显学》一文中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子和墨子去世以后,儒家分裂为八派,墨家分裂为三派,各派之间对孔子和墨子的思想取舍不同甚至相反,但都说自己是真的儒家或真的墨家。至战国中晚期,儒家出现了两个影响力较大的人物,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他们都信奉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主张,但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孟子强调“性相近”的部分,并将其发展成为“性善说”。孟子认为善的人性必然产生善的行为,善的行为是作为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行,这个必须具备的品行就是“义”。“义”是人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性是植根于人心之中的,所以孟子一派更偏重于心性学。荀子更强调孔子“习相远”的主张,并将其发展成为“性恶说”。荀子认为,人性有恶,恶的人性必然导致恶的行为。为了防范恶的行为发生,必须加强“礼”的建设,所以荀子一派更偏重于礼法学。孟子为人类的道德存在找到了人性善的基础,而荀子则为礼法的建设找到了人性恶的依据。二人虽然各执一端,但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同样具有深远影响。因为孟子的说法更有人情味儿,所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普遍接受;又因为孟子的“仁政”思想更符合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加之唐宋两代学者的大力倡导,所以孟子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荀子,成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孔子继承人,被尊为“亚圣”。 尽管如此,孟子跟孔子并不完全相同。抛开出身和性格方面等个体差异不谈,单就人格修养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而言,就存在着诸多不同。第一,孟子翻转了孔子的修习路线。孔子是“下学而上达”,孟子是“上学而下达”。孔子是先按照礼的规范立身处世,然后再探索这样做的道理,从而认识到“礼”源自“仁”,“仁”源自“天”,推广仁爱,实施礼教,是天之所命;然后再用自己的一生去完成这个天命。而孟子是在孔子“知天命”的基础上,直接把如何完成天命当作自己的人生使命,并将之一贯到底。也就是说,孔子是从行动上升为思想,而孟子是从思想落实到行动。第二,孟子完善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孔子虽然提出了“仁”的概念,但是还没有明确指出“仁”就是人性,也没有在“仁”与“天”之间建立起必然的逻辑关系。而孟子则对人性问题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并区分出“性”与“命”的不同,明确了人性的基本属性,在人与天之间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从而为人类的道德存在找到了理论依据。另外,孔子提出“勇”德,并认为仁、知、勇为“三达德”,可是他并没有对“勇”展开论述。而孟子指出“勇”源自“浩然之气”,而“浩然之气”“乃集义所生”,“义”又是人性中“羞恶之心”的产物,这样就使道德之“勇”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第三,孟子拓展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所提倡的“仁”,仅仅是一种心理机制“爱人”,基本停留在伦理学层面,而孟子却把“仁”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想“仁政”,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实行仁政的措施。总之,孟子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了完善与提升,使之更加理论化与系统化,同时也使儒学变得更加富有实践性与可行性。 庄子之于老子也同样存在继承与发展的问题。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本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老子的思想。第一,老子主张“人法道”,庄子主张“人通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意思是,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自身为法则。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自己本来的样子,所谓的“道法自然”,其实就是“道法自身”。如果将整句话压缩一下,则可以直接表述为:“人法道”。在这里,人是效法的主体,道是被效法的客体,既然主体和客体同时存在,就说明老子是二无论者,只不过作为主体的人要效法客体的道而已。老子接着又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是伟大的,天是伟大的,地是伟大的,人也是伟大的,而且特别强调“域中有四大,人成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存在界有四种伟大,而人是其中之一,这就更加证明了老子是肯定主体存在的。而庄子却说:“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意思是,万物在道那里都是通为一体的,有所分解就有所生成;有所生成,就有所毁灭。所以万物没有生成与毁灭,还会再度相通为一体。庄子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在道的推动下形成的整体,人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是宇宙之微尘,人不应该成为主体,这样就化解了主体的立场,说明庄子是个一元论者。这就提示我们,在化解主观意识方面,庄子比老子走得更远,因为老子只强调去主观化,而庄子却强调去主体性。第二,老子主张“无为而有为”,庄子主张“无为而无为”。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意思是,求学,知识能力每天要增加一些;悟道,主观意识每天要减少一些,减少之后还要减少,直至无意作为的地步,无意作为而无所不为。这里所说的“无为”是指不要主观作为,“无不为”是指无所不为。“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所强调的重点是“无不为”,可见,老子是主张有为的。老子接着又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四十八章)治理天下通常是无事可做,到了有事可做,就不能够治理天下了。老子在“无为而无不为”一句之后,紧接阐明治理天下的方法,充分证明了老子的学说是治世之道,只不过是通过“无为”的手段达到“有为”的目的而已。而庄子却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意思是,知道不能怎么样,而安顿于自然的安排。可见庄子既“无意作为,也无所作为”。既然如此,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在庄子看来,只能“应于化解于物(《庄子·天地》),”就是顺应自然的变化,消解与万物的隔阂。具体地说,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地》)独自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轻视万物,不过问是非,来与世俗相处。可见,庄子并不是排斥世俗,否定人生,而是考虑如何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以求获得生命的解脱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