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列文字,然后按要求回答问题。 周朝建立之初,以礼乐治天下,曾经保持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太平局面,可是到了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天下失序,国家处于混乱之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孔子生逢其时,倍感沉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使他开始思考如何对此加以救治。经过一番考察与思索,他认为,只有复兴周礼,重建社会秩序,才能使天下归于太平。“礼”是通过加强个人修养,达成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个人行为规范,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安顿百姓的典章制度。孔子以此为出发点,把“修己以安百姓”作为人生目标加以追求,并且认为这是上天赋予的使命。不过,他思想的形成与完善却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他在七十岁以后总结自己的一生时,用三十八个字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精准的概括: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yú)矩。”(《论语·为政》) 我十五岁时立志学习,三十岁时以礼立身,四十岁时不再困惑,五十岁时知晓天命,六十岁时听言耳顺,七十岁时,从心行事,不越规矩。话虽简短,却含义丰富,意味深长。 第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什么?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读书人志在真理,却以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为羞耻,这种人不值得与他探讨问题。可见孔子立志学习的是“道”,并把获得“道”作为最大的精神满足。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论语·里仁》)早晨听到了真理,晚上死了也值得了。可见,道,在他心目中有多么重要。那么,孔子学“道”,目的何在呢? 樊迟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qiǎng)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樊迟志向太小啊。在上位的人好礼,老百姓就没有敢不敬畏的;在上位的人好义,老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在上位的人好信,老百姓就没有敢不真诚的。像这样,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孩子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孔子之所以不愿意告诉樊迟如何种地,是因为他认为种地是小人物所从事的事业,而读书人应该立志成为身处上位的人。身处上位的人,只要能够做到尊礼、行义、守信,百姓就会敬畏、服从、以诚相待;即使不用种地,也会号令天下,教化百姓。孔子对樊迟说这番话时已经人到中年,早已过了他本人立志学习的阶段,不过我们可以由此推知孔子当年立志学习的目的:通过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再通过由己及人的推广,来改变社会现状,安顿天下苍生。 第二,“三十而立”。“三十而立”的“立”既不是经济独立,也不是人格独立,而是立身处世。这从《论语》中其它语句所出现“立”字的含义可以得到证明。例如,“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学习礼制,就无法立身处世。“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可以与他人一起学习,未必可以一起走上正途;可以一起走上正途,未必可以一起立身处世;可以一起立身处世,未必可以一起权衡是非。“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开始于诗,立身于礼,完成于乐。可见“三十而立”的“立”应该理解为立身处世。意思是说:到了三十岁,我就能够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立身处世了。 第三,“四十而不惑”。三十岁时的孔子,能够按照礼的规范立身处世,但他仍然心存困惑:如果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立身处世,那么,他的行为就不一定符合礼的要求;如果人只能被动地按照礼的规范立身处世,那么,礼就有可能成为戕害人性的枷锁。经过多年的思索,他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人性决定了人必然按照礼的规范立身处世。人心中的“仁”决定了人类必然产生“礼”。“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攀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关爱他人。”“仁”是人类独有的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一旦外化为道德行为就是“义”;“义”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成为普遍的道德规范就是“礼”。“礼”是“仁”在人际间的落实,是“仁”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明白这个道理时,孔子已经四十岁,所以叫“四十而不惑”。 第四,“五十而知天命”。四十岁时,孔子发现“礼”来源于人心之“仁”,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更想知道“仁”从何而来。五十岁以后,孔子领悟到,“仁”就是上天赋予人的属性。在孔子看来上天不仅有好生之德,而且还有仁爱之心。上天在生育万物时,将好生之德的特质赋予了人与万物,成为人与物所共有的属性;而人除了继承上天的好生之德以外,还继承了仁爱之心。仁爱之心是人与物相区别的特有属性。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仁”就是人性,但是“仁”在孔子的话语体系中已经具有了人性的意义。既然上天赋予人以“仁”的本性,就意味着让人保持这种本性,并进行由此及彼的充扩,最后形成完善的人格。这就是上天赋予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孔子到五十岁时,领悟到人生的使命,就叫“五十而知天命”。 第五,“六十而耳顺”。知天命以后要做事的就是如何完成天命。他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劝说各国君主以礼治国,爱护百姓,就是在履行天命。他的行为曾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与讽刺。六十岁以前,他对这些非议与讥讽有时难免要进行一些解释或辩解,可是到了六十岁时,他对来自各方面的舆论都能做到置若罔闻,甚至予以某种程度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的“耳顺”。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在“耳顺”之前是一个固执的人,他曾经表示:“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 做事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绝对肯定,不能拘泥固执,不能自以为是。只能说六十岁以后,他的心态变得更加坚定与平和了。 第六,“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心”即仁心,“矩”即礼制,顺着仁心的指向行事,其结果与礼制合若符契,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生命的圆满状态。如果一个人从真诚出发,按照内心的愿望行事,结果与社会规范完全一致,就等于获得了生命的自由。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没有比自由更高的价值了,所以孔子在七十岁时成圣了! 这就是孔子的生命历程。十五岁时志于学,渴望长大成人;三十岁时立于礼,打造君子人格;四十岁时依于仁,解除人生困惑;五十岁时知天命,实现天人合一;六十岁时志于道,完成人生使命;七十岁时从于心,获得生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