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制约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己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选自《我所敬仰的蔡元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