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个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